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是什么力量推动它转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中心问题。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聚讼纷纭，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典型的代表如马克斯·韦伯，他是从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探讨、从资本主义起源的内外部动力机制的地位来看，而桑巴特和韦伯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行程中的作用。

两位同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而且是同时代的学界风云人物，马克斯·韦伯与维尔讷·桑巴特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左呢？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起源动力的问题呢？针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李工真老师带领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英国得清教，孕育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地产生和发展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观点也具有局限性。第一，韦伯所讲的心态史观中的“心态”事实上很难被察觉，这通常需要数百年的长期观察才能发现并理解他所说的变化。而韦伯主要是观察宗教改革所带来的短期变化，没有看到宗教改革漫长的演变过程。第二，韦伯把合理的时间观念的产生归因于宗教改革。但事实上，合理的时间观念并不是由宗教指令一蹴而就的。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阐述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财富积聚和过度消费现象。城市的扩展、王室宫廷的享乐之风引起了道德价值的变化：对性的放纵，宫廷中国王大臣的情妇，高级妓女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与追求奢侈的习气的内需。根据桑巴特的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动力，在于当时欧洲宫廷和贵族阶层崇尚奢靡的生活风，刺激了商业和技术的发展。正如他最后所作的定论：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这一点正好和马克斯·韦伯相反，韦伯认为强调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讲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本来是共同的根源——即个人自由与思想解放。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造就了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获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的勃勃雄心，而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力，去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

由于分工的不同，将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 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

总之，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以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市场游戏规则）制约与宗教（新教精神）制约。但无论是清教精神还是市场游戏规则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因素的建立来运转。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双方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也会继续成为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当今的社会格局已有目共睹，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位置仍难以撼动。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曾经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是德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动荡不已，德国历经浩劫，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世界格局乾坤般突然扭转。这场看似突兀的洲际大转移背后，实则早已暗自奠定基础。

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不仅改变了德国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德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命运。

1933年4月从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作为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而出现的。2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以及上万名文化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不仅标志着纳粹主义者对1810年由洪堡创立起来的“自由、科学、理性”的大学原则的彻底抛弃，而且标志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知识精英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德国在进行“文化清洗运动”的同时，美国知识界的精英领袖们却看到了接纳德国流亡科学家将是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积极为接收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有利条件。

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和文化”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化解了大萧条状况下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收德国流亡科学家和文化精英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彻底放弃了他们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其他沦陷国家的知识难民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美国流亡的高文化素质的欧洲知识难民潮，从而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20世纪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大转移。

这些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精英对美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典型案例就是原子弹的发明，也正是他们，使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也使美国迅速登上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李工真教授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了新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而不是繁盛的欧洲英国呢？他认为，除了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有两国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欧洲战争前沿的英国缺乏美国那种不断扩张的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发展迅速、繁花似锦的高级研究中心。其次，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不仅远离大战的战场，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当时又处在科学、教育、文化发展上升期，往往能为流亡科学家上升的空间。

欧洲知识难民的流亡经历充分说明，高水平的知识难民并不是流亡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创造出科学和文化成就，没有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科学上的环境，即使是一流的科学家也很难开展他们的工作；反之这种受激励的环境之下从事研究工作，即使是科学领域中的新手也可能调动高度的创造性并产生丰厚的成果。

发端于1933年纳粹德国的这段流亡史已在1945年划上了句号，但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教训和启示却是永久性的：奉行文化专制政策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又给一个民族带来怎样的利益。

过去种种都在今天成为了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支撑点。我们可以看出，对文化的态度、对科学的态度、对教育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或落后！